MD-300三川微型验钞器
MD-300微型验钞器是采用专利技术生产的银行用点钞验钞机专用高品质磁头（即图中银色的正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级新产品”）最新研制的高科技产品，是目前国内外技术先进，检伪功能卓越，检伪效果准确的智能型验钞器。它具有磁性安全线、磁性油墨(即人民币左下角的数字)、荧光三重验钞功能，能全面兼容所有具有磁性安全线（或磁区）的新旧版人民币、港币、台币、美元、欧元、荷兰盾、英镑、法郎、日元等各国各地区各种纸币鉴别。 主要特点 迅速—即开即验，不须预热。准确—独家采用银行用点钞验钞机专用高品质磁头，灵敏度高，抗干扰性强，辨伪准确。灵敏—独家设计专用电路准确捕捉微弱信号，超强灵敏度辨伪。轻便—袖珍设计，轻便易携。省电—整机功耗100mW，两节7号电池正常使用一个月以上。长寿—寿命是传统验钞器的10倍以上。方便—整机只有一个电源开关，单键操作，荧光、磁性安全线、磁性油墨检验同时进行。便于携带使用方便.
主要功能荧光检验；磁性缩微文字安全线检验；磁性油墨(即人民币左下角的数字)检验。
使用方法按‘开关’键，紫光灯亮。荧光检测时，将紫外光照射在纸币、现金支票上，如出现的特殊标志与真品完全符合，则为真品，否则为假。磁性检测时，将磁头(即图中银色的正方面)平面贴紧纸币磁性安全线、磁性油墨部位(即人民币左下角的数字)左右反复轻轻磨擦，如验钞器没有连续发出‘哔哔’的提示声音，则为假币。
技术指标电源：3V（2节7号电池）。
功耗：100mW。
外形尺寸：98（长）×30（宽）×19（高）mm。
工作环境：温度-10℃-50℃，相对湿度≤85%，无强光、无强磁场干扰。
2007年8月24日星期五
毛泽东、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中外名人谈佛教
毛泽东、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中外名人谈佛教
编者：吉隆坡·达摩难陀
世界著名人士中大多数是非佛教徒，但他们认为佛教是最实际、最理性且付诸科学知识的宗教。因此，我非常乐于把这些有价值的语录从书中摘录出来以飨读者。
编者摘录他们的话无意贬低其他宗教信仰，因为编辑语录的宗旨不是去表述佛教高于其他一切宗教，而是反映各领域有识之士不带任何偏见的观点和看法。
◆佛教应对于科学
□ 如果说有那个宗教可以应对于现代科学要求的话，那一定是佛教了。
□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 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美籍德人）
◆佛教可以解决科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面对原子方面，科学不能给人以确切的保证，而佛教完全可以应付原子的挑战，这是因为佛教超凡的智慧始于科学所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地方。这对从事佛学研究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通过佛教的禅定，原子的成分构成物质的过程，便可如实看到或觉察到。而物质的生与灭所引起的忧伤与痛苦均源于所谓的“灵魂”或“梵我”等法执之妄见，这便是佛经里所阐述的。
——艾基尔顿·巴普铁斯特《超然的佛教科学》
◆智慧是剑，无知是敌人
佛教的历史上没有一页是被询问者的火焰燃烧过，或被异教徒屠城的浓烟熏黑过，或被充满宗教仇恨的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染红过。佛教挥举的只有一支剑——智慧之剑，佛教承认的只有一个敌人，乃是无知，这是历史的见证，无可厚非。
——巴勃特《2500年佛教》
※卡尔·马克思（德国）
□辩证法 在佛教徒那里已达到比较精致的程度。
※恩格斯（德国）
□辩证的思想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 高级发展阶段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
※章太炎
□佛法本来 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 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 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 入世而非厌世。
□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康有为
□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
※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毛泽东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 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沈家祯
□我本人是科学家， 对科学很感兴趣，我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和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科学只能帮助我们多明了一些开悟，如佛陀的人所说的话，但不能引导我们到悟的境地。如果我们要悟得正觉，我们须以佛陀所教示的方法去切实修行。
※王季同
□哲学家对这个（佛家的真如，即宇宙万有的本体，终极真理）不过是推测， 佛教却是亲证。所以佛教哲学大旨和近代西洋哲学仿佛，而精密过西洋哲学好几倍。
※朱光潜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尼赫鲁（1889-1964）杰出印度政治家
□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它时，我们得按照佛陀的教诲，平平静静地，民主地去考虑它。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风波，仇恨与暴力的世界中，佛陀的教理就象太阳一样大放光芒。在这个充斥着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这个教理了。人类两千五百年的经历只不过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理的持久性与真实性。让我们记住这永恒的教理，努力按照佛陀的教法来革新我们的思想和修正我们的行为。这样，即使是处在令人恐惧的原子弹时代，我们也会镇定自如地面对它，为促成正思正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 尊者W·罗睺罗博士
□佛教是现实的，因为 它对生活和世界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它并不是错误地把我们领向愚人的天堂，也决不用所有的那些虚构的恐惧和罪恶感来威胁恐吓、折磨摧残我们。它 精确而客观地描述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彻底自由、和平与安宁的幸福之路。 ※鲍罗登博士（英）
□佛教为今日人类之救星！现今研究佛学者渐多，实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虽科学、哲学长足进步，然其发明之最如理处，要亦和佛法可通。况佛法有最甚深处、最广大处、最真实合用处，决非现世一切学术宗教所可企及。
※ 哈兹拉特·依拉亚特·可汗
□佛陀的使命性质非常特殊。因此它与世界其它宗教有着相当不同之处。佛陀的使命是让那些“理想主义的鸟儿们”飞得离大地更近一些，因为，滋养他们身体的食物毕竟来源于地球。
※萨拉乃浮夫人（美）
□佛教在其长远历史中，无时不在向前迈进。它不但保持了它的与近代科学之并进，并且超出而立在科学的前面。佛教在今日， 正如科学一样，崭新而适用。何以故？因为佛是以颠扑不破的真如之理为基础故。
※乔治·万雷（美）
□现在世界急需拯救。我以为只有佛的光明和佛的圣洁，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拯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弗朗基博士（荷）
□世界战乱的根源，是由于某些国家贪婪心太重，权利心太浓，恃强凌弱， 称王称霸，以致发展成残酷的战争。摩西十诫已经提及，但道理没谈透，故没能收弭兵之效。独有佛说非常究竟，特别是佛教戒律非常精粹。假使能使佛教普及，则世界大同就可拭目以待了。
※曼特森夫人（德）
□佛教的生活准则，能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净化与安乐，并使生活充实、美满而合理。佛教的思想能导致 和平，使人类确知非正义战争是野蛮行为。佛教不强人盲从，而是引导人们深思，接受其教义。 凡有智慧的人，就佛学的道理深思谛观，尽皆会达到心智开悟而感到心底光明。
□佛之教义，不仅为东方人设，并为一切西方人所需要。凡能精研佛法者，皆能得到不可思议之智慧及思想威力。今，时机已至，东方人应速将大乘佛教诏示西方，西方人应速起研求之。东方对世界文明之大贡献，盖即大乘佛教是也。
※克里柔夫人（英）
□宗教与科学是相互排斥的，两者不能通融。这大半是由于某些宗教信守神的启示，它们固步不前，不肯去研究宇宙的自然法则。唯独东方的宗教---佛教，它提出了因果律和缘起法，能从事研究佛教和人生，并经得起科学的推理和验证。所以佛教是 启人智慧 的宗教，只有它可以与科学相提并论。
□佛教所开示者，乃是一种使心和意共同满足的思想法则，其所含内容之高深，乃无与伦比者也！
※隆斯佩雷女士（法）
□佛教意义的高尚，道理的纯正，对于法国很多意识纯正而好道的人，及不满意于宗教信条的人和真正的 自由思想 者，具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既看到现在 全世界的混乱与痛苦，又感觉到 适用佛教的道理可以解决 我们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那么，我们便可唤起人类，使注意佛教的这件工作是怎样的急切了。
※诺曼裴耐斯教授（英）
□佛教是医治‘崇尚’摩登病的良药。在我们这个痛苦疲惫的欧洲，我们断然需要佛陀教理，这教理就是‘中道之教’。它可以 开拓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觉悟，引导我们达到和平光明的大道，并能获得大智慧。
编者：吉隆坡·达摩难陀
世界著名人士中大多数是非佛教徒，但他们认为佛教是最实际、最理性且付诸科学知识的宗教。因此，我非常乐于把这些有价值的语录从书中摘录出来以飨读者。
编者摘录他们的话无意贬低其他宗教信仰，因为编辑语录的宗旨不是去表述佛教高于其他一切宗教，而是反映各领域有识之士不带任何偏见的观点和看法。
◆佛教应对于科学
□ 如果说有那个宗教可以应对于现代科学要求的话，那一定是佛教了。
□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 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美籍德人）
◆佛教可以解决科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面对原子方面，科学不能给人以确切的保证，而佛教完全可以应付原子的挑战，这是因为佛教超凡的智慧始于科学所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地方。这对从事佛学研究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通过佛教的禅定，原子的成分构成物质的过程，便可如实看到或觉察到。而物质的生与灭所引起的忧伤与痛苦均源于所谓的“灵魂”或“梵我”等法执之妄见，这便是佛经里所阐述的。
——艾基尔顿·巴普铁斯特《超然的佛教科学》
◆智慧是剑，无知是敌人
佛教的历史上没有一页是被询问者的火焰燃烧过，或被异教徒屠城的浓烟熏黑过，或被充满宗教仇恨的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染红过。佛教挥举的只有一支剑——智慧之剑，佛教承认的只有一个敌人，乃是无知，这是历史的见证，无可厚非。
——巴勃特《2500年佛教》
※卡尔·马克思（德国）
□辩证法 在佛教徒那里已达到比较精致的程度。
※恩格斯（德国）
□辩证的思想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 高级发展阶段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
※章太炎
□佛法本来 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 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 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 入世而非厌世。
□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康有为
□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
※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毛泽东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 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沈家祯
□我本人是科学家， 对科学很感兴趣，我对佛法同样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佛法和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科学只能帮助我们多明了一些开悟，如佛陀的人所说的话，但不能引导我们到悟的境地。如果我们要悟得正觉，我们须以佛陀所教示的方法去切实修行。
※王季同
□哲学家对这个（佛家的真如，即宇宙万有的本体，终极真理）不过是推测， 佛教却是亲证。所以佛教哲学大旨和近代西洋哲学仿佛，而精密过西洋哲学好几倍。
※朱光潜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尼赫鲁（1889-1964）杰出印度政治家
□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它时，我们得按照佛陀的教诲，平平静静地，民主地去考虑它。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风波，仇恨与暴力的世界中，佛陀的教理就象太阳一样大放光芒。在这个充斥着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这个教理了。人类两千五百年的经历只不过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理的持久性与真实性。让我们记住这永恒的教理，努力按照佛陀的教法来革新我们的思想和修正我们的行为。这样，即使是处在令人恐惧的原子弹时代，我们也会镇定自如地面对它，为促成正思正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 尊者W·罗睺罗博士
□佛教是现实的，因为 它对生活和世界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它并不是错误地把我们领向愚人的天堂，也决不用所有的那些虚构的恐惧和罪恶感来威胁恐吓、折磨摧残我们。它 精确而客观地描述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彻底自由、和平与安宁的幸福之路。 ※鲍罗登博士（英）
□佛教为今日人类之救星！现今研究佛学者渐多，实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虽科学、哲学长足进步，然其发明之最如理处，要亦和佛法可通。况佛法有最甚深处、最广大处、最真实合用处，决非现世一切学术宗教所可企及。
※ 哈兹拉特·依拉亚特·可汗
□佛陀的使命性质非常特殊。因此它与世界其它宗教有着相当不同之处。佛陀的使命是让那些“理想主义的鸟儿们”飞得离大地更近一些，因为，滋养他们身体的食物毕竟来源于地球。
※萨拉乃浮夫人（美）
□佛教在其长远历史中，无时不在向前迈进。它不但保持了它的与近代科学之并进，并且超出而立在科学的前面。佛教在今日， 正如科学一样，崭新而适用。何以故？因为佛是以颠扑不破的真如之理为基础故。
※乔治·万雷（美）
□现在世界急需拯救。我以为只有佛的光明和佛的圣洁，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拯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弗朗基博士（荷）
□世界战乱的根源，是由于某些国家贪婪心太重，权利心太浓，恃强凌弱， 称王称霸，以致发展成残酷的战争。摩西十诫已经提及，但道理没谈透，故没能收弭兵之效。独有佛说非常究竟，特别是佛教戒律非常精粹。假使能使佛教普及，则世界大同就可拭目以待了。
※曼特森夫人（德）
□佛教的生活准则，能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净化与安乐，并使生活充实、美满而合理。佛教的思想能导致 和平，使人类确知非正义战争是野蛮行为。佛教不强人盲从，而是引导人们深思，接受其教义。 凡有智慧的人，就佛学的道理深思谛观，尽皆会达到心智开悟而感到心底光明。
□佛之教义，不仅为东方人设，并为一切西方人所需要。凡能精研佛法者，皆能得到不可思议之智慧及思想威力。今，时机已至，东方人应速将大乘佛教诏示西方，西方人应速起研求之。东方对世界文明之大贡献，盖即大乘佛教是也。
※克里柔夫人（英）
□宗教与科学是相互排斥的，两者不能通融。这大半是由于某些宗教信守神的启示，它们固步不前，不肯去研究宇宙的自然法则。唯独东方的宗教---佛教，它提出了因果律和缘起法，能从事研究佛教和人生，并经得起科学的推理和验证。所以佛教是 启人智慧 的宗教，只有它可以与科学相提并论。
□佛教所开示者，乃是一种使心和意共同满足的思想法则，其所含内容之高深，乃无与伦比者也！
※隆斯佩雷女士（法）
□佛教意义的高尚，道理的纯正，对于法国很多意识纯正而好道的人，及不满意于宗教信条的人和真正的 自由思想 者，具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既看到现在 全世界的混乱与痛苦，又感觉到 适用佛教的道理可以解决 我们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那么，我们便可唤起人类，使注意佛教的这件工作是怎样的急切了。
※诺曼裴耐斯教授（英）
□佛教是医治‘崇尚’摩登病的良药。在我们这个痛苦疲惫的欧洲，我们断然需要佛陀教理，这教理就是‘中道之教’。它可以 开拓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的觉悟，引导我们达到和平光明的大道，并能获得大智慧。
供敬釋迦牟尼佛鮮果祈願
供敬釋迦牟尼佛鮮果祈願---願我能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膽怯的聲音，在您的座下恭敬地向您祈願：我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因為我缺乏勇氣和信心，因為我缺乏大方和力量，面對社會，我總是心懷畏懼；面對親友，我沒有順從承受。我力求奮發，但缺乏豁達的胸襟，我力求上進，但缺乏果斷的意志。所以，面對自己過去的一切，我深感自卑渺小；所以，面對自己現在的處境，我深覺彷徨無依。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卑微的聲音，在您的座前坦白地向您忏悔：我是一個愚昧退縮的人，因為我缺乏學習的智能與態度，因為我缺乏做人的積極與圓融，所以，一旦遇到挫折，我就心灰意冷；一旦遇到困難，我就遲疑不前；一旦遇到打擊，我就消沈退縮；一旦遇到是非，我就怨聲歎氣。佛陀，祈求您！讓我遇到挫折時，能勇往直前；讓我遇到困難時，能鼓起勇氣！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頹喪的聲音，在您的座前誠懇地向您禀白：我是一個固執自私的人，因為我缺少喜樂的性格與胸襟，因為我缺少感恩的思想與美德。所以，當事業不順時，我推诿過失；當師長責備時，我怨天尤人；當群衆聚集時，我盡量躲避；當生活受挫時，我憂郁煩惱。佛陀，祈求您！讓我在師長責備時，能夠反求諸己；讓我在事業不順時，不再一意孤行；讓我在群衆聚集時，樂意與人結緣；讓我在生活受挫時，仍能展現歡笑。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顫抖的聲音，在您的座前真心地向您訴說：我是一個學佛粗淺的人，因為我身染習氣與業障，因為我心懷疑嫉與惡性，所以，我常常明知故犯，所以，我往往一錯再錯。佛陀，祈求您！讓我在充實自我中，增長智能，建立自信。讓我在精進修持中，增長福德，建立尊嚴，不再畏懼他人不屑的眼光；不再懷疑別人善意的批評。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膽怯的聲音，在您的座下恭敬地向您祈願：我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因為我缺乏勇氣和信心，因為我缺乏大方和力量，面對社會，我總是心懷畏懼；面對親友，我沒有順從承受。我力求奮發，但缺乏豁達的胸襟，我力求上進，但缺乏果斷的意志。所以，面對自己過去的一切，我深感自卑渺小；所以，面對自己現在的處境，我深覺彷徨無依。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卑微的聲音，在您的座前坦白地向您忏悔：我是一個愚昧退縮的人，因為我缺乏學習的智能與態度，因為我缺乏做人的積極與圓融，所以，一旦遇到挫折，我就心灰意冷；一旦遇到困難，我就遲疑不前；一旦遇到打擊，我就消沈退縮；一旦遇到是非，我就怨聲歎氣。佛陀，祈求您！讓我遇到挫折時，能勇往直前；讓我遇到困難時，能鼓起勇氣！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頹喪的聲音，在您的座前誠懇地向您禀白：我是一個固執自私的人，因為我缺少喜樂的性格與胸襟，因為我缺少感恩的思想與美德。所以，當事業不順時，我推诿過失；當師長責備時，我怨天尤人；當群衆聚集時，我盡量躲避；當生活受挫時，我憂郁煩惱。佛陀，祈求您！讓我在師長責備時，能夠反求諸己；讓我在事業不順時，不再一意孤行；讓我在群衆聚集時，樂意與人結緣；讓我在生活受挫時，仍能展現歡笑。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垂聽一個顫抖的聲音，在您的座前真心地向您訴說：我是一個學佛粗淺的人，因為我身染習氣與業障，因為我心懷疑嫉與惡性，所以，我常常明知故犯，所以，我往往一錯再錯。佛陀，祈求您！讓我在充實自我中，增長智能，建立自信。讓我在精進修持中，增長福德，建立尊嚴，不再畏懼他人不屑的眼光；不再懷疑別人善意的批評。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請求您接受我誠摯的祈願。
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地基本思想。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1]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 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1]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2]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明朝宦官刘瑾的亲信奴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67--288页）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地基本思想。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1]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 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1]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2]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明朝宦官刘瑾的亲信奴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67--288页）
第一次，我用QQ说爱你！
我们可以帮你让妈妈看到：深藏在你心里的爱！
从我第一次心烦她的唠叨，我就想远远逃离她。
可当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白发，我终于渐渐明白了她。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永远走不出她的视线……
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永远都是她心里，最单纯的孩子！
也许，当我们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呼朋引伴的时候，常常想不起她，
但每当遭遇了挫折和打击，我们情绪崩溃内心想哭的时候，她的名字一定会不假思索的跳进脑海。
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妈妈，她多么可爱，她多么容易满足！
一个问候的电话，一份简单的礼物，甚至只是饭后去帮她收拾下碗筷，都能够让她感受到大大的幸福！
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张小小贺卡，当她收到的时候，都能够从心底笑出泪花。
母亲节到了，我们热切的建议你，亲爱的QQ邮箱用户朋友们——点点鼠标，输入妈妈的名字和地址，花3分钟，给妈妈制造一个小小的惊喜吧！
当你加入到给妈妈送祝福的我们的阵容时，我们愿你每一次敲击键盘，都唤起灵魂深处爱的力量。
愿你满脑子都挂念着那张你最熟悉的，皱纹里都埋着爱意的不老容颜！愿你在心底用最温柔的声音默默呼唤“妈妈，妈妈，节日快乐，我亲爱的妈妈”，想象她欣慰的美丽微笑！
从我第一次心烦她的唠叨，我就想远远逃离她。
可当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白发，我终于渐渐明白了她。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永远走不出她的视线……
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永远都是她心里，最单纯的孩子！
也许，当我们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呼朋引伴的时候，常常想不起她，
但每当遭遇了挫折和打击，我们情绪崩溃内心想哭的时候，她的名字一定会不假思索的跳进脑海。
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妈妈，她多么可爱，她多么容易满足！
一个问候的电话，一份简单的礼物，甚至只是饭后去帮她收拾下碗筷，都能够让她感受到大大的幸福！
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张小小贺卡，当她收到的时候，都能够从心底笑出泪花。
母亲节到了，我们热切的建议你，亲爱的QQ邮箱用户朋友们——点点鼠标，输入妈妈的名字和地址，花3分钟，给妈妈制造一个小小的惊喜吧！
当你加入到给妈妈送祝福的我们的阵容时，我们愿你每一次敲击键盘，都唤起灵魂深处爱的力量。
愿你满脑子都挂念着那张你最熟悉的，皱纹里都埋着爱意的不老容颜！愿你在心底用最温柔的声音默默呼唤“妈妈，妈妈，节日快乐，我亲爱的妈妈”，想象她欣慰的美丽微笑！
2007年8月16日星期四
中国软件业的追梦人——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绪兵
中国软件业的追梦人
——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绪兵
采访背景：王绪兵，我校80级校友，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1980～1984年就读我校计算机学院（原计算机系），1984～1987年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87～1988年，留校在宏观决策中心工作。1988年～1994年，赴日本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管理工作。1995年，王绪兵与同班同学王志强共同创建了中讯公司。2004年，中讯公司在香港上市，0229.HK成为内地登陆香港主板的第一家纯“外包”概念股，如今中讯的股价已经上升了近4倍，市值增加了近6亿港元。中讯公司也在高效益的前提下连续六年保持年增长率为40％以上，成为业界的一个传奇。
仅仅10年前，在中国还几乎找不出一个有100名员工的软件公司。但现在，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规模已经达到3000多人，而且保持着稳健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创始人王绪兵和他的同学王志强的率领下，2002年，中讯公司入围“亚太地区快速成长企业500强”，在中国企业中排名第4位；2003年被评为“年度最具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并于2004年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正式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2005年初入选《福布斯》中文版2005年度“中国潜力100”企业榜；2005年被评为“2004中国软件出口企业20强”企业，并成功入围前三甲；还连续两届荣获“杰出软件外包服务贡献奖”。
“为成为中国最成功的软件公司而自强不息”――这是中讯公司的目标和口号，也是从事IT行业20余年，对中国软件行业充满自信的王绪兵的决心。春光明媚的三月，在首都体育馆对面的腾达大厦九层的一间朴素的办公室，见到了“传说中”的王绪兵，这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体格健硕的校友，微笑而轻松地与我们一同回忆校园时光，分享了他的一些人生感悟。
忆8年交大岁月也曾年少轻狂
高中毕业后至去日本前的八年，18到26岁的人生黄金时代，王绪兵都是在北京交通大学校园里度过的。虽然如今在商海披荆斩棘、功成名就，可一提到那段时光，王绪兵脸上流露出愉悦和纯真的神情。他一直以此引以为豪。
1980年，王绪兵以江苏省连云港市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交大，分数也是那年交大招收的学生中最高的，比平均分高出50多分。也许是男孩与生俱来的好胜心，在那被他归结为“年少轻狂、瞎胡闹”的几年间，他屡出奇招，缔造了许多学习记录，至今也无人打破：比如说：每次考试分数第一，而且一定要当第一个交卷的人。好几个学期，他所有的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有一堂原来需要三个小时的考试，他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且依旧是第一名。还有一个学期没有上一堂课：一年级即将结束时，他和同学们打赌，说下学期一节课都不去上，保证过！于是向学校申请了“提前考试”。1981年那个暑假，他把所有的下学期的科目都自学了一遍。到开学一考试，又是全部都高分通过，于是他真的一学期不上课，在操场上田径队中“玩”了一学期。还有一学期他为了省钱，一本书都没有买，到图书馆借来课本学了一学期……
谈到这些轶事，连王绪兵自己都摇头，仿佛也在笑自己当年的青春不羁。他说，还好母校和学校老师给了他相当大的空间，允许这样的“张狂”的学生，甚至在研究生期间，还有一个老师让他准备一堂讲课，如果真能给同学们讲课，那就给他学分。他还真的做到了，并顺利拿到了学分。
对于学生时代，王绪兵有许多要感谢的，感谢学生时代的经历，令他在日后的风雨中有足够的坚强来面对。在交大，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还锻炼了体魄，在交大田径队的七年，他活跃在操场上，运动的好习惯始终伴随他，为他忙碌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体能基础。
最重要的，在交大的校园里，他收获了友谊。四年的同窗，令他与日后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中讯公司董事会主席、CEO王志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大学时代，两人就萌生出将来如果创业，一定要彼此合作。后来，王志强在国企、ORACLE中国公司经过几年磨练，大大开拓了视野，培养了敏感的商业感觉。而王绪兵在1988年公派出国，在日本从事了6年的软件开发管理工作，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1993年，两位同窗好友戏剧般地在日本相遇。分别多年的社会实践和锻炼，使两人在市场和技术上各具优势。这次相遇，使他们认真考虑未来的合作创业计划。1994年，为了心中的中国软件梦，王绪兵放弃了在日本发展的工作和生活回到中国，与王志强共同创办了中讯软件公司。
历12载创业征途缔造外包帝国
王绪兵与王志强的合作，日后被人形容是“冰火组合”。两个人性格和优势有鲜明的差异，却正好互补。他们之间的默契使整个公司气氛张弛有度，发展从容不迫。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王志强和王绪兵是两个非常聪明又有着长远眼光的人。他们的成功在于对项目的挑剔和选择。他们懂得什么是企业成长所需要的项目，通过选择合适地项目来锻炼自己的团队。这也是他们能够从众多的软件公司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中讯成立时虽然确定围绕软件来做，但并没有想到要做软件外包。”王绪兵回忆说。由于国内软件业发展环境不是很好，国内公司对软件产品价值的认可度不高，而中讯大部分单子主要来自于国内客户，中讯的生存状况和大多数小软件公司一样惨淡。
1996 年，NEC的介入改变了中讯的命运。这一年，NES（NEC软件公司）派了一个考察团到中国考察软件外包环境。王绪兵在日本呆了6年，精通日语，非常了解日本文化，这一优势使中讯顺利拿到了NES第一次发给中国的小型外包项目。当时，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刚开始萌芽，NES与中讯的合作也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结果中讯一个个项目做下来，越来越得到NES的认可，最后还获得了1200万港元的投资。
2000年，在中讯软件成立4年后，充分分析判断了国内市场和外包市场的利弊后，王绪兵与王志强决定砍掉国内业务，专做外包出口业务。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个公司名字背后都是无数熟悉的面孔。这是中讯多年来在软件领域中积累的资源和人脉。
这一转型虽然痛苦，却恰恰切准了时代脉搏，也成就了今天中讯软件在京城软件外包领域中“龙头老大”的地位。“不懂得舍弃，就不会成功。”这是王绪兵的经验与感悟。
除了挑选项目，中讯公司对投资者的挑剔与苛刻也是他们成功的理由。
王绪兵透露了自己的“心得”——要找有名的企业做自己的投资人。商场上有这样的说法：“找有名的企业做合作伙伴容易，但是把他们做成自己的股东不容易。”而中讯恰恰得到了中外两家有名企业的垂青：一个是日本的NEC，一个是国内的联想投资有限公司。而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最后的谈判达成协议时，王绪兵和王志强总是能够将投资者很好地纳入中讯软件的发展轨道，而不会因为投资者的介入改变方向。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朱立南曾经在某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投资中讯软件的三点“魅力”：一是看好软件外包行业；二是看好中讯软件的增长潜力；第三点最重要，是看好中讯的两位王姓领导者。
2003年，在国内风险基金对软件业的投资还处于相对低潮的阶段时，中讯大规模融资，获得了NEC和联想的投资，自信地向资本市场进发。
2004年4月30日，香港联交所里，王绪兵和王志强一起手持木槌，敲响了象征中讯开盘的铜锣。两年多过去了，0299.HK这支纯外包概念股的股价已经上升了近4倍，市值增加了近6亿港元，年增长率为43％。
王绪兵的下一个目标是将中讯在日本上市。他的理由是：中国公司长期处于日本IT外包业的最底端。即使是着力培养中高端人才的中讯，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例跨越日本集成商直接赢得日本客户的订单。只有在日本上市，才能够和日本的垄断集成商同台竞技，直接拿到日本客户的大单。这是成为中国最大对日外包软件公司的必经一步，也是锻造成为自主开发软件帝国的必经一步。
嘱10字成功箴言 情牵交大发展
毕业多年，王绪兵一直很关心北京交通大学的发展，与学生时代的师长、同学们也一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创业初期中讯公司里几乎都是交大的毕业生，一开始招收的四名交大的研究生，现在有两名在美国发展，一名在微软研究院，一名已成为公司元老。有一段时期，每年来中讯工作的毕业生都有20～30人。
2004年10月，中讯公司与学校签署协议。每年向北京交通大学提供十万元人民币作为“中讯奖学金”，用于奖励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学习成绩优秀、有创新精神或家庭困难且成绩突出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此次捐赠奖学金表达了他们饮水思源、回报母校的美好心愿。
对于现在的学生，王绪兵有些自己的话想说：他希望同学们不要光看到他经济成功的一面，相反，踏踏实实工作和生活方式才是最该关注的。他一再嘱咐学弟学妹：“且惜少年时、且存少年志”。
他以自己和公司的例子为证来说明：“创新和稳健发展不是矛盾的。”很多人看到中讯公司每年以40％多的速度增长，几乎没有波动起伏，而且业务也非常稳定，就觉得公司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公司，甚至一些新进的员工也是这样认为。然而实际上，王绪兵自己是一个非常爱创新的人，公司也是一个不断尝试、调整的公司。
1995年，网络刚兴起的时候，中讯就开始就做网上购物的系统。1996年作电子银行的提案。最早Internet，无线上网关于WAP的国际研讨会，王绪兵就参加了，并责成一个部门进行研发，至于后来的网络通讯技术，网上留言、通话、ASP产品开发，以及近几年风行的网上教育E－learning，他们都是最早接触并开始研究的，只是一个公司最终往哪个方向走，最终的选择必须与时机和自身实力相吻合，才能真正走下去。可以说：除去稳健发展的外衣，创新是王绪兵以及中讯公司骨子里的东西。
王绪兵一直坚信：只有脚踏实地，才可能出创新的成果。而且年轻时候不要怕挫败，越早摔跤可以更快地爬起来。所以他希望交大学子们迈出校门后的第一件事是找准一个方向踏踏实实干几年，而不是像有些学生那样，为了能解决北京市户口而来到中讯，不多久就离开。事实证明，那些在一个公司一干好几年的毕业生大部分比频繁跳槽的人收获大。
作为中国海外软件外包行业的先行者，王绪兵充分认识到社会与历史赋予的使命。中讯公司的目标是抓住大好时机，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竭力为客户提供完善服务的同时，不断地积累经验，壮大企业，为中国软件行业的发展开辟一片新天地。让我们一同期待，总在不断超越自己的王绪兵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绪兵
采访背景：王绪兵，我校80级校友，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1980～1984年就读我校计算机学院（原计算机系），1984～1987年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87～1988年，留校在宏观决策中心工作。1988年～1994年，赴日本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管理工作。1995年，王绪兵与同班同学王志强共同创建了中讯公司。2004年，中讯公司在香港上市，0229.HK成为内地登陆香港主板的第一家纯“外包”概念股，如今中讯的股价已经上升了近4倍，市值增加了近6亿港元。中讯公司也在高效益的前提下连续六年保持年增长率为40％以上，成为业界的一个传奇。
仅仅10年前，在中国还几乎找不出一个有100名员工的软件公司。但现在，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规模已经达到3000多人，而且保持着稳健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创始人王绪兵和他的同学王志强的率领下，2002年，中讯公司入围“亚太地区快速成长企业500强”，在中国企业中排名第4位；2003年被评为“年度最具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并于2004年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正式认定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2005年初入选《福布斯》中文版2005年度“中国潜力100”企业榜；2005年被评为“2004中国软件出口企业20强”企业，并成功入围前三甲；还连续两届荣获“杰出软件外包服务贡献奖”。
“为成为中国最成功的软件公司而自强不息”――这是中讯公司的目标和口号，也是从事IT行业20余年，对中国软件行业充满自信的王绪兵的决心。春光明媚的三月，在首都体育馆对面的腾达大厦九层的一间朴素的办公室，见到了“传说中”的王绪兵，这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体格健硕的校友，微笑而轻松地与我们一同回忆校园时光，分享了他的一些人生感悟。
忆8年交大岁月也曾年少轻狂
高中毕业后至去日本前的八年，18到26岁的人生黄金时代，王绪兵都是在北京交通大学校园里度过的。虽然如今在商海披荆斩棘、功成名就，可一提到那段时光，王绪兵脸上流露出愉悦和纯真的神情。他一直以此引以为豪。
1980年，王绪兵以江苏省连云港市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交大，分数也是那年交大招收的学生中最高的，比平均分高出50多分。也许是男孩与生俱来的好胜心，在那被他归结为“年少轻狂、瞎胡闹”的几年间，他屡出奇招，缔造了许多学习记录，至今也无人打破：比如说：每次考试分数第一，而且一定要当第一个交卷的人。好几个学期，他所有的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有一堂原来需要三个小时的考试，他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且依旧是第一名。还有一个学期没有上一堂课：一年级即将结束时，他和同学们打赌，说下学期一节课都不去上，保证过！于是向学校申请了“提前考试”。1981年那个暑假，他把所有的下学期的科目都自学了一遍。到开学一考试，又是全部都高分通过，于是他真的一学期不上课，在操场上田径队中“玩”了一学期。还有一学期他为了省钱，一本书都没有买，到图书馆借来课本学了一学期……
谈到这些轶事，连王绪兵自己都摇头，仿佛也在笑自己当年的青春不羁。他说，还好母校和学校老师给了他相当大的空间，允许这样的“张狂”的学生，甚至在研究生期间，还有一个老师让他准备一堂讲课，如果真能给同学们讲课，那就给他学分。他还真的做到了，并顺利拿到了学分。
对于学生时代，王绪兵有许多要感谢的，感谢学生时代的经历，令他在日后的风雨中有足够的坚强来面对。在交大，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还锻炼了体魄，在交大田径队的七年，他活跃在操场上，运动的好习惯始终伴随他，为他忙碌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体能基础。
最重要的，在交大的校园里，他收获了友谊。四年的同窗，令他与日后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中讯公司董事会主席、CEO王志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大学时代，两人就萌生出将来如果创业，一定要彼此合作。后来，王志强在国企、ORACLE中国公司经过几年磨练，大大开拓了视野，培养了敏感的商业感觉。而王绪兵在1988年公派出国，在日本从事了6年的软件开发管理工作，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1993年，两位同窗好友戏剧般地在日本相遇。分别多年的社会实践和锻炼，使两人在市场和技术上各具优势。这次相遇，使他们认真考虑未来的合作创业计划。1994年，为了心中的中国软件梦，王绪兵放弃了在日本发展的工作和生活回到中国，与王志强共同创办了中讯软件公司。
历12载创业征途缔造外包帝国
王绪兵与王志强的合作，日后被人形容是“冰火组合”。两个人性格和优势有鲜明的差异，却正好互补。他们之间的默契使整个公司气氛张弛有度，发展从容不迫。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王志强和王绪兵是两个非常聪明又有着长远眼光的人。他们的成功在于对项目的挑剔和选择。他们懂得什么是企业成长所需要的项目，通过选择合适地项目来锻炼自己的团队。这也是他们能够从众多的软件公司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中讯成立时虽然确定围绕软件来做，但并没有想到要做软件外包。”王绪兵回忆说。由于国内软件业发展环境不是很好，国内公司对软件产品价值的认可度不高，而中讯大部分单子主要来自于国内客户，中讯的生存状况和大多数小软件公司一样惨淡。
1996 年，NEC的介入改变了中讯的命运。这一年，NES（NEC软件公司）派了一个考察团到中国考察软件外包环境。王绪兵在日本呆了6年，精通日语，非常了解日本文化，这一优势使中讯顺利拿到了NES第一次发给中国的小型外包项目。当时，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刚开始萌芽，NES与中讯的合作也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结果中讯一个个项目做下来，越来越得到NES的认可，最后还获得了1200万港元的投资。
2000年，在中讯软件成立4年后，充分分析判断了国内市场和外包市场的利弊后，王绪兵与王志强决定砍掉国内业务，专做外包出口业务。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个公司名字背后都是无数熟悉的面孔。这是中讯多年来在软件领域中积累的资源和人脉。
这一转型虽然痛苦，却恰恰切准了时代脉搏，也成就了今天中讯软件在京城软件外包领域中“龙头老大”的地位。“不懂得舍弃，就不会成功。”这是王绪兵的经验与感悟。
除了挑选项目，中讯公司对投资者的挑剔与苛刻也是他们成功的理由。
王绪兵透露了自己的“心得”——要找有名的企业做自己的投资人。商场上有这样的说法：“找有名的企业做合作伙伴容易，但是把他们做成自己的股东不容易。”而中讯恰恰得到了中外两家有名企业的垂青：一个是日本的NEC，一个是国内的联想投资有限公司。而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最后的谈判达成协议时，王绪兵和王志强总是能够将投资者很好地纳入中讯软件的发展轨道，而不会因为投资者的介入改变方向。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朱立南曾经在某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投资中讯软件的三点“魅力”：一是看好软件外包行业；二是看好中讯软件的增长潜力；第三点最重要，是看好中讯的两位王姓领导者。
2003年，在国内风险基金对软件业的投资还处于相对低潮的阶段时，中讯大规模融资，获得了NEC和联想的投资，自信地向资本市场进发。
2004年4月30日，香港联交所里，王绪兵和王志强一起手持木槌，敲响了象征中讯开盘的铜锣。两年多过去了，0299.HK这支纯外包概念股的股价已经上升了近4倍，市值增加了近6亿港元，年增长率为43％。
王绪兵的下一个目标是将中讯在日本上市。他的理由是：中国公司长期处于日本IT外包业的最底端。即使是着力培养中高端人才的中讯，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例跨越日本集成商直接赢得日本客户的订单。只有在日本上市，才能够和日本的垄断集成商同台竞技，直接拿到日本客户的大单。这是成为中国最大对日外包软件公司的必经一步，也是锻造成为自主开发软件帝国的必经一步。
嘱10字成功箴言 情牵交大发展
毕业多年，王绪兵一直很关心北京交通大学的发展，与学生时代的师长、同学们也一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创业初期中讯公司里几乎都是交大的毕业生，一开始招收的四名交大的研究生，现在有两名在美国发展，一名在微软研究院，一名已成为公司元老。有一段时期，每年来中讯工作的毕业生都有20～30人。
2004年10月，中讯公司与学校签署协议。每年向北京交通大学提供十万元人民币作为“中讯奖学金”，用于奖励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学习成绩优秀、有创新精神或家庭困难且成绩突出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此次捐赠奖学金表达了他们饮水思源、回报母校的美好心愿。
对于现在的学生，王绪兵有些自己的话想说：他希望同学们不要光看到他经济成功的一面，相反，踏踏实实工作和生活方式才是最该关注的。他一再嘱咐学弟学妹：“且惜少年时、且存少年志”。
他以自己和公司的例子为证来说明：“创新和稳健发展不是矛盾的。”很多人看到中讯公司每年以40％多的速度增长，几乎没有波动起伏，而且业务也非常稳定，就觉得公司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公司，甚至一些新进的员工也是这样认为。然而实际上，王绪兵自己是一个非常爱创新的人，公司也是一个不断尝试、调整的公司。
1995年，网络刚兴起的时候，中讯就开始就做网上购物的系统。1996年作电子银行的提案。最早Internet，无线上网关于WAP的国际研讨会，王绪兵就参加了，并责成一个部门进行研发，至于后来的网络通讯技术，网上留言、通话、ASP产品开发，以及近几年风行的网上教育E－learning，他们都是最早接触并开始研究的，只是一个公司最终往哪个方向走，最终的选择必须与时机和自身实力相吻合，才能真正走下去。可以说：除去稳健发展的外衣，创新是王绪兵以及中讯公司骨子里的东西。
王绪兵一直坚信：只有脚踏实地，才可能出创新的成果。而且年轻时候不要怕挫败，越早摔跤可以更快地爬起来。所以他希望交大学子们迈出校门后的第一件事是找准一个方向踏踏实实干几年，而不是像有些学生那样，为了能解决北京市户口而来到中讯，不多久就离开。事实证明，那些在一个公司一干好几年的毕业生大部分比频繁跳槽的人收获大。
作为中国海外软件外包行业的先行者，王绪兵充分认识到社会与历史赋予的使命。中讯公司的目标是抓住大好时机，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竭力为客户提供完善服务的同时，不断地积累经验，壮大企业，为中国软件行业的发展开辟一片新天地。让我们一同期待，总在不断超越自己的王绪兵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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